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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百万也是“给人打工”,中国父母为何迷恋体制

发布时间:201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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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熊志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次是不考公务员教师事业编。”近日,#爸妈眼中得体的工作#登上微博热搜,“到底什么工作才算好工作”引发热议。

在爸妈眼里,好工作的第一条就是“稳定”、“不会倒闭”。互联网新贵、自媒体KOL、金融精英,这些年薪百万的职业回到老家都被瞬间打回原形——“给人打工的”。

编制情结背后,是体制内外的综合待遇差

中国的父母们对体制内的迷恋,相信大多数子女都深有体会。这几年尽管公务员考试的话题在降温,讨论热度不复以往,但报考人数并没有随之下降。数据显示,2018年国考报名人数达165.97万,历史最高,竞争比达58:1。

如果考不上公务员,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往往也是事业单位、国企,再就是医生、教师。这些职业都有个共同的特点:稳定,且有一定的社会威望。

对那些从企业办社会时代走来,且经历过下岗潮的老一辈家长们来说,寄望于子女谋得稳定的编制,是很正常的心理。把时间拉长,所谓“士农工商”,自古以来读书的出路就是科举做官进体制,这是一种绵延久远的文化氛围。改革开放才四十年左右,自然很难扭转。

当然具体到个人,更现实的因素在于,“稳定”二字背后,是体制内外从薪酬待遇到福利保障、职业风险的差别。

无独有偶,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8年的年平均工资,其中IT业超14万元居首位。不过城镇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整体相差甚远,前者平均工资是49575元,后者是82461元。

相对于明面上的工资差额,体制内的一些隐性福利,比如津贴、补贴和奖金,还会加剧收入的差别。甚至在五险一金的缴纳上,体制内单位比起私营企业来都要规范得多。

健全的职业保障机制,让大学生从踏入体制起,只要不犯错,就能无忧无虑的干到养老。这种免除后顾之忧的待遇,在互联网等快速迭代的新经济领域,几乎毫无可能。以共享单车为例,两三年时间一个产业风口就经历了从兴起到衰败,其从业者自然会颠沛流离。

哪怕是巨头级别的私营企业,“稳定”几乎也是奢侈品。此前中兴程序员跳楼、华为裁掉35岁以上老员工等话题,引发广泛讨论;近半年来互联网寒潮来袭,失业现象成为科技圈关注的热点,无不都显示出体制外的巨大流动性和失业风险。

而且,代际差别背后是观念、视野的差距。今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13个新职业,其中包括人工智能、云计算、电子竞技员等,这些岗位往往超出家长认知。

就好像一个程序员在回家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除了简化为“搞电脑的”,还能如何向父母具体描述自己的工作内容?

越接近体制,就越靠近资源分配的中心

如果不是以辈分而是以地域的视角来看,还会发现,编制情结最浓重的地方,往往是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小县城,子女考上公务员,甚至是一件值得向全村说道的事情。

尽管基层公务员并非想象中的清闲,但年轻人扎堆进入,除了可观的收入和福利外,更是因为越靠近体制,就越接近资源分配的中心。

小县城熟人社会的纽带结构下,办事经常得靠人情支撑,体制内的社会地位背后是高人一等的话语权。和体制的亲疏远近,决定了资源调度能力的梯度差异。即便教师和医生,也都对应着最重要的教育、医疗两大资源,因此自然会成为爸妈眼中好工作的前三甲。

别说县城,甚至是发达的一线城市,体制内外资源分配的差序格局都依然存在。相信很多人都记得,去年北京某公司的CEO吐槽,企业缴税8000万仍然解决不了孩子上学问题;曾经的自媒体KOL咪蒙,也因为孩子上学问题而发文求助。

粉笔网CEO张小龙曾抱怨解决不了孩子上学问题

今天福利分房之类的特殊待遇已经大大减少,但从一线城市的户口到公租房,从公立学校的学位,再到三甲医院的病床,体制内比体制外获取的概率更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体制内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这一方面吸引了大量考生挤独木桥,另一方面衍生出一些比较典型的具地域色彩的现象。

比如提到贪恋体制,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东北。此前哈尔滨招400多个环卫工,有1万多人报名,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东北恰恰是国企高度集中的地区,上世纪国企改制中的下岗潮成为转型阵痛。

2012年,哈尔滨“三千本硕毕业生争当清洁工”引发热议,图片引自南方周末

今天的东北父母,难免会对下岗有着深刻阴影——尽管“下岗”这个词已经不合时宜,它早已逐渐被“失业”取代。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山东,坊间甚至有“不考公务员,简直不配当山东人”的说法。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山东的经济结构相当传统,大型企业几乎都是国企,和同为沿海省份的江浙等地形成明显的差别。

无论是体制内对年轻人的吸引,还是引发的国企聚集,其实都是权力主导的资源分配格局在市场经济中的伴生结果。

贪图稳定没错,错的是权力主导一切资源分配

在过去的讨论中,对编制情结更多是持批评态度,其实对普通人来说,进体制或者退而求其次当老师、医生,已经是他们力所能及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职业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平均工资中,很多人都看到了IT从业者位居榜首,没看到的是,从业门槛未必就比考上公务员低。

举个简单的例子,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优质产业资源,几乎被一线城市高度垄断。也只有在这些市场经济足够发达的地区,体制内外综合待遇的差别才会被填平。在小城市打拼,很难想象能够达到百万年薪,争取一个编制,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概率反而可能更高。

而且,迷恋体制同样可以理解为防范阶层的滑坡,它成了那些够不着一二线城市优质资源的中下层群体抵抗风险的重要武器。因此编制情结要纠正,但没必要嘲讽。

在全新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父母们对体制的迷恋程度,已经在逐渐降低,而那些新兴的就业岗位,则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就业选择。比如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去像父母辈那样去工厂流水线打工,而是去送外卖、送快递。

编制情结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淡化,它有个漫长的自然过程。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贪图稳定的心理,而是资源分配的格局被扭曲了。

一方面从个人层面来看,劳动力是重要的市场要素,权力主导一切资源分配,除了带来巨大的不公平外,还会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像哈尔滨的环卫工招聘中,29位研究生报名,甚至有声音称“就算死,也要死在编制里”。就业结构扭曲,自然很难人尽其才、人尽其用。

另一方面,站在宏观经济的角度,体制内外资源的差序格局,还会引发营商环境变差、民营经济缺少活力等连带现象。

比如前面提到东北和山东,这两个在坊间容易和体制捆绑讨论的地域,前者所遭遇的经济困境已持续多年;后者因为民营经济短板,出现了掉队的危险,过去十年,成为经济总量前五的省份中增速最慢的地区,以至于去年一篇《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被广泛传播。

让市场经济深入骨髓,让体制不在资源分配的绝对中心,体制内外的从业者以及经济主体才有平等竞争的机会。以此来看,只是批评家长和子女贪恋体制,注定远远不够。

另外得多提一句,编制情结背后,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比如性别分工。传统观念可能会认为,女性需要再加操持家务,还得生育养娃,因此她的身边人可能会希望她找一个清闲的体制内岗位。在两性平权的社会趋势下,这种传统观念误区也该尽早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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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火苹果app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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